我是永丰县矛盾联合化解中心调解员金吉生，2003年从原工作单位永丰县人民法院退休，退休后发挥余热，于2006年与人合伙开设法律服务所，继续从事法律服务工作。2012年1月，永丰县人民法院成立多元化解机制——诉调联动中心，院党组返聘我为中心调解员，2013年起，诉调联动中心先后变更为信访纠纷，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我又成为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调解员，从事日常调解工作。在县委、县政府及联化中心领导重视支持和关怀下，我总共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500余件，其中化解跨区域、行业、部门的重大矛盾纠纷120余件，涉案标的3600余万元，调解后当事人全部按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自动履行，无一件反悔或申请强制执行，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全县的重大矛盾纠纷多为意外伤亡（如道路交通事故、医疗损害、施工事故、触电人身损害），此类纠纷大多体现为突发性、群体性、对方情绪大，有一定社会影响当事人动不动就上访甚至闹访，调解前情况不明，事实不清。调解过程有一定风险和难度，对于突发性重大矛盾纠纷，要有担当奉献，吃苦耐劳精神，即使节假日，我也会按领导要求及时介入，及时组织协调，有时为调解好矛盾纠纷，中午不午休或加班加点至晚上10-11点，做到休息可以放弃，用餐可以推迟，但调解不能停歇。如姚某等4人与某供电分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事故发生在2019年11月的一天晚上，姚某家中突然断电，姚某配偶刘某（死者）便电话通知供电电管员要求修复通电，电管员便在电话中指导刘某（死者）查原因，接电线。经查明，系电表箱进线断线，在接线时姚某配偶不幸触电身亡。刘某死亡后其亲属上访至镇政府和相关单位，镇政府领导为预防事态扩大，当即书面向县委政法委请示主要领导要求联化中心到镇政府组织协调，领导批示同意后，我与另一名调解员到坑田镇政府与镇政府人员一起进行调解，但到镇政府后，镇政府领导又要求我们到受害人所在地村委会进行调解。到村委会后，村委会二楼办公室已挤满了人，调解刚开始受害方情绪很激动，提出要按温州铁路事故标准或工伤标准赔偿百余万元 ，在供电分公司提出了不同意见后，受害方情绪更加激动，不断指责供电方参与调解人员，我担心事态失控，加上人员拥挤，便向镇政府领导说要把当事人分开，背靠背进行调解。经同意后把供电分公司人员安排至村委会一楼，分别做当事人工作。着重向受害方解释不能按温州铁路事故标准和工商标准赔偿，只能按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及事实的理由，待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后，便分别与双方商讨赔偿项目与金额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楼上楼下我至少走了七八个来回，看到我这么大年纪不辞辛苦来回走动，双方也深受感动，至下午1点30分许，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完后送来的饭盒也都凉了，饭虽凉了，但心却热了，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此纠纷化解后当事人双方均感满意，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对联化中心调解机制及调解人员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受到了当地干警的好评。又如刘某、甘某等四人与卢某生命权纠纷一案，当事人卢某在县城新城区购置了商住房一套，为扩大住房空间，便委托起女儿卢某请人拆除一堵内墙，卢某女儿经人介绍请了当事人刘某配偶甘某拆墙，甘某于2020年11月4日为当事人卢某拆除内墙，拆墙过程中甘某被倒塌的墙体砸中身亡，其亲属多次上访至相关部门要求解决，经事故发生地镇政府调解未果后，镇政府书面向县政法委申请要求将此纠纷移送至县联化中心调解，经政法委主要领导批示同意由联化中心组织协调后，联化中心及时组织调解，联化中心于2020年11月7日、9日、12日、16日四次组织调解，受害方要业主赔偿110余万元，调解过程中双方观点产生严重分歧，其争议主要焦点是本纠纷的法律关系是雇佣还是承揽，对此，每次调解双方委托律师争执不下，但都不能举证证明各自的主张，剑拔弩张，都不愿意作出让步，增加了调解的难度，2020年11月16日第四次调解时，双方还是为此争执不休，至当天下午6时许，无法达成共识，为此，我与乡政府领导和联化中心调解团队成员商量，提出既然双方都不能举证证明是雇佣还是承揽，再纠缠下去也是毫无意义，不如改变方法，从对造成甘某的死亡、甘某本人及业主都存在过错都应承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赔偿金额在35万元至40万元幅度内。大家一致认为可行，分头围绕方案做当事人的工作。之后又与双方委托律师进行沟通，要求他们协调配合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在乡镇领导、调解团队成员反复协调沟通下，双方在赔偿38万元基础上达成协议，完善各项手续后，回家吃晚饭已是11时许，饭菜虽凉，但心却暖。

    退休后能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主要是有党组织的信任与支持，调解团队成员共同担当奉献，互相配合与支持，妻子和子女的理解和支持。

    有人问我，退休后不在家享清福，整天忙忙碌碌图的是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图，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深受党恩，只有听党话、跟党走，才能报答党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