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黑色的迈腾轿车撞倒两名穿着滑轮的女生，致一死一重伤。肇事司机不但没有停车，反而淡定地继续开车去校内宿舍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该男子却口出狂言：“看把我车刮的！有本事你们告我去，我爸是李刚！”

    经警方调查，肇事者名叫李启铭，又名李一帆，男，22岁，系保定市某单位实习生，肇事时系酒后驾驶，李启铭所说的父亲“李刚”则是保定市公安局某区分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我爸是李刚”这句话包含的意义，假如李刚是普通的张三李四，他儿子李启铭犯事后的第一反映会不会说我的爸爸是谁？肯定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官，手中没有权力，而手中没有权力的爸爸是不能够使他儿子犯罪后不受法律追究，正因为李启铭他爸李刚不是普通人，是公安局的领导，手中握有权力，使他儿子李启铭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官二代”特权意识：我爸是局长，手上的权力可以在司法边界和人情交换间翻云覆雨，可以为我犯的事保驾护航，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普通人犯事后没有人摆平，要受法律追究，我犯事后有我爸这颗大树摆平，可以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受到法律追究，也比普通人受到的处罚要轻，我和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你们告不倒我。

    事实真如肇事者李启铭想的那样简单吗？法律真会因为“我爸是李刚”而拿他没有办法吗？不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为了使这一原则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我国一些基本法律也规定了这一原则，比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更应该贯彻这一原则。我国现行《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使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结合刑法的特殊内容，化为适用刑法人人平等这样一项刑法基本原则。

    那么，我们在处理“官二代们”犯罪的案件时，能否突破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能否对这些父母们手握重权的特殊群体酌情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呢？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权力，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外，不能也不应对其子女刑事责任有所“冲抵”。我国现行《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可见，定罪量刑考虑的主要还是犯罪行为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犯罪本身主客观因素所反映的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一个人不能因为父母做官可以犯罪，更不能因为父母做官在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上就享有特权。否则，就会使适用刑法人人平等这一刑法的基本原则名存实亡，就会动摇刑法的根基，损害司法的公正性，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要真正做到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必须真正落实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定罪上一律平等。任何人犯罪，无论其身份、地位、才能、贡献等如何，一律平等对待，适用相同的定罪标准。不能因为被告人父母位高权重而使其逍遥法外、不予定罪；也不能因为被告人是普通公民，父母没有权力、没有地位，就妄加追究、任意定罪。

    第二，量刑上一律平等。对犯相同的罪且有相同的犯罪情节的罪犯，应做到同罪同罚。虽然触犯相同的罪名，但犯罪情节不同，比如有的具有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有的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同罪不同罚，这是合理的、正常的、并不违反量刑平等原则。因为对任何人犯罪来说，都有这样一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的问题。但如果因为某人父母手握重权而同罪异罚，则是违背量刑平等原则的，否则就等于承认某人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三，行刑上一律平等。在执行刑罚时，对于所有的受刑人平等对待，凡罪行相同、主观恶性相同的，刑罚执行时也应当相同，不能因为权力的差别而对一部份人搞特殊，对另一部分人则加以歧视。另外，掌握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条件标准也应当体现平等，谁符合条件，谁不够条件，都要严格以法律为准绳，不搞高低贵贱。当然，罪行轻重不同、改造表现不同而给予差别处遇，这是行刑中的应有之意，比如教育改造工作中的评分制、累进制，都体现了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司法公正精神，这不仅不违反行刑平等的原则，恰恰是行刑平等的实质体现。

    最后，在我国各地屡现的“官二代”事件中，官二代已经被赋予了贬义的色彩，希望其他的官二代们能够吸取这次血的教训：尽管你爸是李刚，你爸是局长，你爸身上有能使你撞死人后心不慌的神秘力量，但刑法依旧可以治你这个猖狂的“小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