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下午5点多，我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时，办公室里突然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个年近60岁的妇人，她不停搓着双手，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小陈法官，我妈妈今天出院了，一出医院门就说要去看看小陈法官，实在没办法，我就给带过来了。”随后跟着的青年男子急忙开了口。我起身领他们坐了下来，倒了杯水，细聊了起来，自己的思绪也回到了半年多前。

    半年多前的一天，我承办了一起强制医疗案件，案中突然挥棍将邻居打伤的“疯子”其实就是面前坐着的这个衣着整齐的老人。想起初见时近乎歇斯底里的她，我唏嘘不已。案卷显示老人姓李，在某个午后突然拾起一根木棍击打邻居龚某，致人轻伤，之后李某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系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因而被市精神病院收治。

    收案后，我首先联系了李某的家人，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李某案发前后的种种表现及是否有精神病史，并带着家属一起到精神病院去送达强制医疗申请书。在医院里第一次看到了李某，我怎么也没办法将眼前这个和自家奶奶无异的老人与伤人的“疯子”联系到一起。我试图与她聊聊，却发现对话无法顺畅进行下去，对我的问话她总是答非所问，说起家人则时而哭时而笑。最后，根据李某家人的陈述以及主治医师的病理介绍，我分析李某可能是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人关爱、本身性格又孤僻而致精神分裂，所以她才会在刚一见儿子时表现出雀跃，之后却又大骂其没良心。

    这边李某的病情还未稳定，那边被害人龚某听说案子到了法院，便吵着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几方矛盾之下顿感焦头烂额，与医院方联系得知李某病情稍有缓和，我便首先去找她聊了聊。李某一句“我在他们王家像个长工样做牛做马几十年”让其在一旁的儿子低下了头。见有所松动，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又转而做她儿子王某的工作，先是谈了我对李某发病原因的看法，王某默认了我关于李某长期缺乏家庭关爱的分析，而后又从法律角度告诉他，虽然精神病人伤人可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责任并不能因此免除，她的丈夫、儿子作为法定代理人依然是有赔偿义务的。一番话说下来，王某表示要回家与其他家人商量一下。

    大概一周后，龚某找到我说王家已经赔偿了其经济损失，双方再无纠葛。之后我又多次带着家属去医院看望李某，每一次去都能感觉到李某的病情正在好转，思维正在逐渐清晰。只是医生介绍说情况好转一方面是得益于家人的配合与关爱，另一方面也是药物疗效，不排除恶化再次伤人的可能，建议进一步治疗。

    考虑到病情治疗的实际情况，我们最终作出了强制医疗的决定。李某家属也表示认可，并称会配合院方治疗，会常到医院去看望，用爱将李某唤回家。该案也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淡化。直到不久前，王某再次找到我们，称李某已完全康复，要求我们解除强制医疗。在听取了医疗机构的专业意见后，我们依法作出了解除强制医疗决定，王某随即赶到医院接回了李某，才有了开头的这一幕。